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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中国经济新闻网 2017-02-18 11:54:55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伟

 
  去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化,英国脱欧影响仍在发酵,法国和德国大选充满变数,韩国“闺蜜门”事件引发朝野动荡,美国特朗普当选更是引起全球政治经济的大幅波动。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在经历2011年以来增速持续下降和转型调整之后,增速快速下降的风险明显降低,经济运行增速缓中趋稳、质量稳中向好。在全球经济政治不确定性增多、逆全球化的“黑天鹅”事件频发的情况下,如何看待国内外经济环境和趋势,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一、如何看待特朗普新政及其影响
 
  特朗普从宣布参选到最终当选,从选前许诺到正式执政,都引发了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极大争议,乃至震动,现在各国都在关注和研究特朗普,可以说特朗普几乎每天都可能成为舆论的头条。有媒体称,特朗普是“当今世界上最会制造混乱并善于利用混乱的人”,是“美国史无前例的特殊总统”。
 
  正式执政后的“特朗普新政”逐步清晰。特朗普就职美国总统大约20天,就发布了12项总统行政命令、12个总统备忘录和2项总统申明,可谓政令频出,其执政纲领已逐步明朗。特朗普政策的实质是“美国优先”战略,并遵循两个简单原则:买美国货和雇美国人,从而实现美国振兴产业、增加就业、增长财富,再创辉煌。特朗普政策强调一切以美国利益为重,具体包括减税、放松金融监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贸易和投资保护、能源独立等多方面,具有重振实体经济、放松管制、推崇双边谈判、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等特点。从目前看,特朗普参选许诺与执政政策之间,保持了较强的一致性,一改过去美国历任总统参选前后“说一套、做一套”的惯例。这些政策的取向与特朗普的个性不无关系,有媒体评价他意志力坚定、执行能力强、具有冒险精神、注重商业谈判、强调实际利益,以及“独行侠”的个性特征,这必将在美国新的政策中留下深深烙印。
 
  特朗普新政必将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贸易增长连续5年低于经济增长,逆全球化噪音甚嚣尘上,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愈发盛行,对全球经济复苏产生了极大不利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政策调整引发了各界对全球化的反思。第一,如果美国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将会引起连锁反应,相关国家也会采取调整关税和限制进出口等措施加以应对,全球贸易将进一步放缓。第二,英国脱欧的影响尚未消退,法德大选又举行在即,“美国优先”不排除会进一步激发民粹主义,如果勒庞在法国当选,欧盟的稳定乃至存在将面临重大考验。第三,特朗普“限穆令”虽未得以执行,但将难民问题和宗教问题推向了舆论热点,下周将要颁发的“限穆修改令”会是何面目,还会引发何种社会矛盾冲突,都难以预测。还有,美国在国际外交领域的新政策也是牵一发而动全局,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值得密切关注。
 
  就中美关系来说,由于特朗普选前的对华言论强硬,而且执政团队中不乏贸易保护主义者,中方和国际社会都高度关注美国对华政策走向。几天前,特朗普与习近平总书记的通话中,表现出了较为积极的建设性态度,强调承认和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应该说这是一个好的兆头。但是,特朗普新政的或然性,尤其对人民币汇率的态度,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定位,都存在很大变数,切不可掉以轻心。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美国在商品贸易中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3470亿美元,约占其全部商品贸易逆差的46.3%。如果美国提高贸易壁垒,不仅中美贸易,全球分工格局也必然受到冲击。当然,若其减税、扩大基建支出以及放松管制政策能够得以实施,将直接或者间接带动美国扩大总需求,我国不无可能从中受益。总的来说,我国应密切关注和研判美国政策走向,审时度势,把握大局,保持定力,趋利避害,努力推动中美关系继续朝稳定共赢方向发展。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近年来一直保持在三分之一左右,发展主动性很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备抵御外部风险的有利条件。应对美国政策变化的关键在于,加快落实各项改革任务,做好自己的事情。
 
  二、如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全面启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调整经济结构和改善市场预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去产能方面,钢铁行业4500万吨和煤炭行业2.5亿吨的全年目标,均超额完成任务;去库存方面,商品房待售面积减少2314万平方米,存销比明显下降;去杠杆方面,2016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8%,较上年同期下降0.4个百分点;降成本方面,电费、税费、五险一金和物流费均有所下调,企业经营综合成本有所下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52元,较2015年下降0.16元;补短板方面,农业、水利和生态环保等领域投资增速显著高于其他投资增速,棚户区改造和扶贫开发明显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2017年,针对经济运行内外部环境的新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去产能方面,要突出处置“僵尸企业”和更重视采取市场、法律手段有效推进低效率产能。当前面临的问题是2016年下半年以来煤钢价格上升,企业效益好转,去产能意愿下降,甚至一些停产企业开始复工。2017年要按照中央的部署,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更加注重严格执行环保、质量、安全、能耗等标准,更加强调完善市场机制来淘汰低效率产能,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妥善处置企业债务,做好人员安置工作。去年,对江苏、河北去产能的督查,也表明了中央的坚定决心。
 
  去库存方面,关键要坚守“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让住房回归人民群众普遍得以享用的消费品本质属性。这需要因地制宜、综合施策,加快构建长效机制。一是中央层面要做好包括税收、土地、金融等在内的房地产制度顶层设计,健全对地方政府调控主体责任的督查和奖罚机制。同时,赋予地方政府在一定范围内自主调控权限,提高调控的差异性和精准性。二是把防范和应对房地产泡沫风险作为重中之重。2017年要综合采取金融信贷、土地、财税等手段,合理控制流动性,把握好调控政策的尺度和力度,既要遏制泡沫膨胀,又要防止捅破泡沫,引发风险。三是加快释放农业转移人口等新市民的住房需求,有序推动去库存。针对去库存任务最重的三四线城市和县城,对购买城镇商品房的农业转移人口实行差异化财税政策。四是加快推动包括房产税、集体土地入市和住房政策性金融机构等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房地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去杠杆方面,关键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2016年9月,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提出了23条主要途径。其中,优化企业债务结构、开展市场化债转股,以及积极发展股权融资是容易见效的重要手段。在债务存量方面,优化债务结构和市场化债转股可以减少债务总规模,在增量方面,股权融资加快发展,可以让更多企业通过股权融资,降低对债务的依赖。另外,引导企业转向创新驱动,转变过去的规模扩张型发展模式,也是有效降低杠杆率的重要渠道。
 
  降成本方面,要着力减轻企业经营负担,增强我国产业的综合竞争力。今年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继续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但是也必须看到,减税面临政府支出规模刚性约束、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巨大的挑战,减税的空间并不是太大。
 
  补短板方面,要突出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补短板要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所谓补软短板、制度短板,主要就是优化市场环境、加强政府服务,去政府越位与补政府缺位并举。这方面的空间很大,对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比直接扩大投资作用更大。例如,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2016年报告中,中国在190个经济体中,位列第78位(比2015年提升了6位),与先进经济体相比,在企业的产权保护、市场监管、企业服务等方面,还有许多改进空间。同时要更有力、更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集中力量攻克薄弱环节,把功夫用到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
 
  这里,还要讲一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月5号,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对外发布,提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改革方向。要落实好中央文件,首先需要弄清楚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突出挑战。一是部分农产品价格倒挂严重。这两年稻谷、小麦国内国际价格倒挂程度加深,尤其是猪肉、食糖价格与进口价格差距进一步拉大。二是粮食库存过剩进一步加剧。近几年我国粮食库存屡创新高,去年超过6亿吨,攀上历史最高点,其中玉米占一半左右;并且,我国粮食产量仍然处于高位,进口量仍然巨大,库存压力持续增加。粮食库存高企,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失。按目前我国玉米库存量计算,库存长期费用约要1700亿元,潜亏接近2000亿元。三是高库存导致“卖粮难”,进而导致粮食价格大幅度下降和农民收入下滑。按照2016年我国玉米产量21955.4万吨、价格比2015年降低600元/吨估算,仅此一项,我国农民收入将减少约1317亿元;即使加上对生产者补贴,仍将减少约927亿元,摊到全国农民头上,人均减收157元,相当于拉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个百分点。因此,当前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要改革农业支持政策体系,理顺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优化国内国际、三次产业和农业内部等三个层面的资源配置,激发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三、如何研判2017年的经济形势
 
  2016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并呈现PPI和企业利润同比由降转升、失业率不升反降的积极变化,很大程度上表明,中国经济增速快落的风险明显下降,稳的因素增多,提质增效正积极推进,L型增长态势有望从“一竖”过渡到相对平稳的“一横”。
 
  从三大需求看,2017年我国经济有望呈现投资增速小幅回落、消费增长平稳和出口由负转正的局面。首先,投资增速预计小幅放缓。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仍然较大,在积极财政政策支持下,2017年基础设施投资大致仍可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受调控政策和销售状况影响,2017年房地产投资增速较去年将有明显回落;2016年下半年企业效益有所改善,今年制造业投资将延续回稳态势,增速有望小幅回升。其次,消费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由于居民收入增速有所下降,加之2017年与住行相关的消费增长放缓,居民消费增速将受到一定影响,但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模式创新,消费潜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总体上仍有望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再次,随着美元升值影响逐步消化、新兴经济体基本面好转、大宗商品价格企稳,外贸环境有所改善,若无大的世界经济变局,2017年出口形势将有所好转,出口有望由负转正。
 
  从中长期看,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行空间明显收窄。自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调整,2016年经济增长6.7%,较2010年增幅下降3.9个百分点,经济增速降幅接近40%。从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发展经验看,经济增长阶段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经济增速降幅通常达到40%-50%,而我国经济经过这一轮调整,已接近这一水平,而且近年来降幅逐年收窄,进一步下降的空间逐步缩小,我国经济具备逐步企稳的基础。更重要的是,2016年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初步成效,一些重要指标呈现初步回升态势,我国经济有望开启相对平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从防风险看,2017年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当前存在三重风险放大机制。一是政府的隐性担保。对负债行为的财政或者准财政兜底,导致风险无法出清。同时隐性担保增加了资金空转、以钱炒钱、变相加杠杆的风险,还加大了监管的难度。二是一些地方仍存在单纯追求速度而加剧债务和产能过剩风险。由于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金融为主,喜欢“抱大户”,资金过多偏向国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仅造成政府隐性债务上升,而且使得僵尸企业难以出清,同时诱发新的产能过剩风险。三是金融业对外开放中的管理能力不足。随着我国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化,资金跨境流动增加,国内外市场共振趋强,同时面临金融监管经验不足、体制机制缺陷、与市场的沟通能力亟需提高等问题。2017年更要强化底线思维,下决心加快处置和排除一批风险点,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
 
  2017年经济运行上行的动力和下行的压力尚处于一个弱平衡状态。要开启新的增长阶段,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还需要争取实现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条件。第一,制造业投资回稳。制造业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是经济企稳的基础,企业投资意愿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第二,有效化解金融风险。银行不良资产率虽略有下降(2016年四季度银行不良率降至1.74%),但非银行金融部门的风险也在不断显露,金融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第三,企业补库存意愿增强。工业企业库存下降态势有所好转,但补库存意愿比较容易受外部环境影响,补库存意愿能否持续还有待观察。第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改革的正向激励机制需要构建完善,国有企业、土地制度、金融等领域改革需要取得突破,一些制度性障碍需要清除。
 
  2017年是实现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一年,也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综合分析内外部条件,我国经济可以实现所预测平稳区间的增长,并为迈入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积累更多条件,以推进早日实现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此文摘自李伟主任2017年2月18日在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7上的主旨演讲)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新闻网 编辑:周梦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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