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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杰棠:创新的荣光与创新经济学的尴尬

中国经济新闻网 2016-02-16 10:05:19


  哈佛随笔
  
  田杰棠
  
  笔者初到哈佛访学,正值春季学期的选课日(shoppingday)。作为一名从事创新领域经济政策的研究者,最想学习的课程就是创新经济学。比较令人失望的是,看遍了各个学院的课程表,都没有找到这样一门课程。
  
  与创新相关的课程主要分布在商学院和肯尼迪公共管理学院,前者主要是教授学生如何在创业和公司管理过程中应用技术成果、获得竞争力,后者则主要关注技术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以及技术进步对公共政策的冲击。尽管创新一直被认为是个经济概念,但是对于创新如何作用于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看起来还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框架。虽然我们都知道创新经济学的鼻祖熊彼特曾执教于此长达十八年(1932—1950)的时间,并终老于哈佛。
  
  放眼世界,如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或经济体不重视创新,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强大支撑已经成为全球共识。美国人将创新能力作为自己国家的标志,德国引以为豪的是强大的制造业创新能力,日本、韩国在支持创新方面都投入巨大。
  
  在我国,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后来又相继提出了“科教兴国”、自主创新、创新驱动发展等一系列与时俱进的发展战略,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更是将“创新发展”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一言以蔽之,“创新”二字在当今世界经济中是何等荣光?
  
  然而,当我们翻开任意一本经济学的经典教材,都会发现创新在经济学的大厦中处于绝对的非主流位置:微观经济学几乎通篇不会提到创新,仿佛市场机制与创新活动完全不相关;宏观经济学的两大部分中,短期波动部分与创新无关,长期增长部分会涉及创新对增长的作用,但是其处理方式是将创新活动看作一个“黑匣子”,用劳动和资本所不能解释的其余部分,即全要素增长率(TFP)来替代并处理。
  
  在新增长理论中,阿罗、罗默等一批经济学家试图对创新进行进一步的解释,但是始终未能建立令人信服的微观理论基础。后来者阿吉翁和霍伊特等经济学家才逐步尝试将熊彼特的思想纳入经济增长过程的分析,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我们窥到了创新带来的“非均衡”的增长过程,但是仍不足以在经济学中确立创新应有的位置。
  
  为什么经济现实和经济理论在创新问题上表现得如此分裂?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并不是关于创新的经济学不重要,而是因为创新的机理与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存在根本上的差异。自从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已经建立了一套基于力学原理的分析框架,或者说参照系。在这个框架中,均衡是一个核心概念:在技术水平不变、产品同质化的假定下,价格作为一个信号,引导着供需双方两个作用相反的力量达到一个稳定的均衡,这个稳定的均衡状态就是一个资源配置达到了最优的状态,在一般均衡的情况下集体意味着整体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对于企业而言,唯一的竞争方式就是价格,而不是对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这个均衡状态还意味着企业,乃至整个经济体已经达到了自己生产可能性的边界,实现了潜在的产出水平。然而,这一理论与现实经济中的创新活动相距甚远:资本主义的增长是来自于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吗?或许部分是的,但我们其实看到的更多是蒸汽机、电力、信息技术等一系列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每一次工业革命,或者说是重大创新,其核心绝不是走向一个均衡,而恰恰是打破一种均衡,用机器革命打破手工制造的均衡,用新一代机器或动力打破上一代机器应用的均衡。尽管这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但却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所在。正如第一代索洛模型所指出的,如果增长过程是古典式的均衡增长,那么各国的人均收入将收敛到同一水平,只是个时间问题,只要采取了市场机制,最终就不会有穷国富国之分。但事实显然并不是这样的,一代一代新技术带来的“非均衡”增长路径或许才是市场经济的本质。
  
  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其实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而且有的经济学家曾经尝试利用传统的经济学框架来解释并纳入关于创新活动的分析。在多个经济学领域均有建树的鲍莫尔教授曾经写过一本书——《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自由市场创新机器》,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他看到了市场机制促进增长的本质不在于达到资源配置的均衡,而在于激发持续性的创新活动,但是在试图将创新融入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时却遇到了较多困难。
  
  还有一些富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很早就发现了创新与传统经济学框架不相融的问题,并向另外一条路径进行了持续的探索,这就是已经发展多年的演化经济学。代表人物纳尔逊和温特在1977年写就的论文《寻找实用的创新理论》中,就已经提出了演化经济学的初始思想。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参照系与基于物理学的传统经济学框架有着根本区别,它移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遗传、变异和选择——来解释创新活动:最常见的改进性创新会延续之前的技术路线推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完全不同路线和思想的“变异”性技术,而一旦这一新技术比之前的技术路线能带了更多的商业价值,它就会被市场机制“选择”成为未来的主流技术,从而延续上述过程。演化经济学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卓有成就,但是由于其本身就是一种对传统经济学的“创造性破坏”,而不是简单的改良,因此被主流经济学界接纳恐怕尚需时日。我们当然期待着有一个像萨缪尔森那样的经济学大家来对传统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进行一个“新综合”,或者提出一个更新的分析框架来兼容二者的思想精华。但是很显然,这并不容易。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来源:中国经济新闻网--中国经济时报 编辑:蒋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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