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原理遭到挑战 人文学科的再破产

中国经济新闻网 2016-12-22 10:10:25

  导语:在常见的三分法中,人文学科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鼎立的存在。从传统迈向现代,人文学科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之后,在近一百年间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这些问题并不完全是新的问题,而是在人文学科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经过一百年的“轮回”又重新变得显著而迫切。这些问题包括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世界中,非西方的文化传统及其学科谱系对重塑人文学科有何意义?人文学科知识已经和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相脱节,如何重新对待人文和科学的整合和分离?以及人文学科的“再破产”,宗教复兴浪潮下人文知识和宗教、经学如何确立新的关系?

  在汪晖看来,在这个基础性原理和范畴都遭到了巨大挑战的时代,对基础理论的重新讨论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需要。譬如,科学的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是伦理和社会界定的变迁,而宗教也并未真正地走远,我们以为的世俗社会是否和想象一样真实?这些问题的解答远非个人所能提供,跨学科的讨论和研究,集体的智慧与思考,都成为反思人文学科该何去何所所急需的要素。

  嘉宾简介:汪晖,江苏扬州人,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曾于1996年起担任《读书》杂志主编十一年。曾先后在哈佛大学等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访问教授。主要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汪晖自选集》《死火重温》《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等。

  人文学科是如何在我国兴起的?

  人文学科作为学科的兴起有三个最重要的出发点:

  传统经学世界观的破产

  第一个,在西方,人文学科它是从宗教世界里边发展出来的,通过对宗教世界观无条件地质疑,在知识领域里探索、追求真理,打破了原来的宗教世界观,产生出一套知识。人文学科、哲学这些都是从神学世界里面出来的。在中国,人文学科的诞生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传统的经学世界观破产了,传统的经学世界逐渐地衰落,所以有现代的制度出现。

  比如说科举制度,用的是四书五经这些东西作为它整个的知识基础,等到现代,它已经变成新的学科。所以人文学科作为一种比较世俗的人文的知识,在新的制度当中建立起自己的分科体系。这是人文学科兴起当中的一个条件。

  人文逻辑从科学的谱系中脱离及独立

  晚清的时候,科学包括了所有的知识领域。比如严复讲了,科学里面根据实用性分了不同的层次,实用科学就有航海、农耕、物理、化学、数学等,再往上比如人文的各种知识和社会学,那时候他把社会学放到最高的位置上。所以取代科举制度之后的那个新的知识谱系是一个完全的科学的谱系,这个科学的谱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社会结构的理解。

  换句话说,现代的知识体系从旧的传统中脱离出来的时候,它最早产生的谱系就是一个科学的谱系。科学是无所不包的、分科的一个谱系。这个谱系它的分类的方法主要来源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归纳、演绎、实证,这基本都是科学的方法。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近代的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前提,包括其它的人文学科,都试图模仿自然科学。有人要用计量、实证、归纳演绎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学科。

  但是这样一来,人文的道德、伦理、审美、文学等等这些领域,到底它是服从于科学的逻辑还是有自身的逻辑就变成一个问题。从十九世纪开始,西方在哲学和其它领域里面提出存在不同性质的知识,比如说道德的知识、审美的知识和科学的知识。它们所依据的逻辑方法,也就是理性的类型是不同的。如果都按照科学的方法来推论人的审美或者是道德判断的话会带来很多很困难的问题。现象的世界和人的伦理世界用学术语言来说是不可通约的,它们不是服从于同一个逻辑。

   晚清的时候,格致、科学这些东西进来。到五四的时候有科学民主,科学几乎无所不包。胡适之写诗,第一本白话诗集叫《尝试集》。为什么叫《尝试集》?尝试是实验的意思,就是科学的方法,也就是说写诗也得要用科学的方法。科学就变成了绝对的、支配性的方法,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科学主义。那么科学能不能指导人的道德、伦理、审美、文学等等,这就逐渐成为知识领域当中问题的一个焦点。

  比如说在1923年,张君劢到清华大学来做一个演讲,他的标题就叫“人生观”。这篇演讲在当时引起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清华大学当年是留美的预备学校,这些学生到美国基本上都是去学习理工科的。张君劢一方面鼓励他们学习科学,另一方面提醒他们教育不仅仅是让你学习这些知识,你还得有一套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就是说你要变成一个人。1923年正好是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在做学制改革,他这场讲演很快成为整个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大辩论。

  一部分人认为,一个人只要认真地从事科学研究,它自然的会代表了你的道德水准,即道德的判断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延伸出来。另外一部分人指出人是道德、伦理、审美等等的产物。所以在许多我们今天称之为人文学科的领域,比如文学、哲学、历史学、美学等等,很多时候是不能够通过学习科学就可以发展出来的,它需要有人的直觉的培养、敏感性的培养,以及人的涵养的培养。也就是说你首先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有自己的道德和审美能力的人。所以人文学科是由这样的一场辩论之后逐渐地分化出来的。

  东西方文明关系的争论被延伸到知识的分类谱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可以说晚清开始到到二十年代,围绕东西方文明的问题提出过很多的论战。那个时候由于西方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尤其是十九世纪科学技术长足地发展,使得大家都认为西方是一个科学的、讲究功利的、有效率的文明。由于中国从晚清以来所处的这个特殊的位置,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觉得要学习西方,另外一方面又强调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那个时候梁漱溟先生,或者其它的知识分子,他们就把中国文明看成是跟西方不同类型的文明。他们就认为中国是一个道德的、审美的、伦理的文明。西方是动的文明,中国是静的文明。

  这一套论述把不同知识的类别看成了文明的类别。那在这个两种不同的文明观里面,西方当然也有审美,也有伦理。不过它的审美和伦理也被看做是科学的伦理和科学的审美。而中国的伦理和审美的文明里面虽然也有科学,有自然的知识、技术,但这些东西被认为是从属于一种伦理的文明的。这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场争论,那个时候的核心是东西方的文化问题。但是在1923年以后的这种科学人生观争论之后,这套关于东西文明不同性质的争论,逐渐地也被延伸到了知识的分类谱系里面去了。

  所以在科学和人生观的争论里面现在很少会出现再说东方和西方的。现在说的是道德的和科学的,审美的和功能的,或者是这些变成一个知识制度里面作为学科分化基础的这样一些原理而存在。也就是它不完全是发生在东西方之间,而是发生在整个知识谱系内部的分化里边。但是事实上这套分化和分科的谱系是跟所谓东西文明的碰撞有密切关系的。说到最后,我们今天人文学科的基本分类几乎是按照西方现代大学里面的学科分类移植过来的。

  关于国内现代人文学科分类的反思

  (一)现代人文学科分类与传统知识分类的不同

  这个部分带来了许多的问题。今天我们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这个思考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就人文学科而言,我们发现现代人文学科的分类和我们自己的传统知识的分类是非常不同的。

  我们传统的儒学讲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然后七略,到最后稳定下来的四部,经、史、子、集,这是我们传统的分类。经部里面也包括了像《诗经》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我们今天来看,它像是文学,所以文学系的同学会学习诗。那么子学,我们通常把哲学放在里面。子学好像是哲学,不过,经学里边孔子的学术算不算哲学呢?我们的史部,里面当然是史学,不过十八世纪很伟大的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就说“六经皆史”。连《周易》这样的书,或者说连《诗经》这样的文学的书也可以被列为“史”,这个很明显的跟我们今天说的历史学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分类学意义上怎么去看待传统的分类学跟我们现在人文学科的分类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现有的人文学科的分类是需要被重新提出来,不仅是把这些传统学科的分类的知识作为对象,而且要从它开始再来反思我们自身的问题。我们研究文学的人怎么去考虑历史,我们考虑历史的人怎么去考虑文学、哲学等等。

  这些问题带动我们去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同时还带动了我们理解现实。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知识世界并不是完全由现代的这个学科分类所塑造的,我们看到它的不适应性,才会有这些反思。还有其它文化,非西方的文化,它们在知识上的分类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一个不完全从属于西方分类谱系的知识传统对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在今天有更多的条件去去了解中国自己的文明、非洲的文明,或者是拉丁美洲和亚洲其他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传统的文明。这些文化传统,这些知识谱系,对于我们重新塑造我们当代的人文学科,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是一个自然会提出来的问题。

  (二)不平等的全球化使反思传统和现代人文学科变得迫切

  这个实际上很早就是问题,并不只是今天。但今天变得迫切,今天有这个可能性和条件。我们都知道所谓的“全球化”是一个不平等的过程,所以如今又出现了“逆全球化”,或者是“反向全球化”,等等。为什么会出现对于全球化的反动和批判?这个原因当然非常复杂,但是有几条很重要的原因。今天的全球化仍然是以美国和西方为主导的一个全球秩序,它并没能够发展出适应其他地区兴起、崛起所形成的新的知识的模式,所以才会产生这些冲突。

  在这个秩序当中,真正有利的、平等的位置不存在,更不要说拉丁美洲,更不要说非洲。所以全球化过程带来了这种矛盾、冲突和不满。这个当然是政治经济为主的,可除了政治经济之外,文化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确实需要重新发掘和理解这些不同的传统,这是很重要的。

  而且过去更重要的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在人文学术这个传统里面,实际上有这么丰富的文化传统,但是我们总是在一个最主导的文化里面。所以我们要问的是,这些和学科制度不完全一致的传统对我们今天发展新的人文学科的知识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要更自觉地去问这个问题。

  第二点就是在不同的文化传统里面,来自于非西方世界的学者们的很多重要的贡献还没有完全被整合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学科制里面去。

  我们的课本如果要描述世界历史的话,它完全是在一个西方主导的叙述里面的。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到底我们要不要考虑中国和其它地区它们的这些学术贡献和影响?刚才讲到从中国近代的东西文明论战到知识的再整合,到了知识的谱系再分化,实际上是把西方知识的主要传统内在化。

  所以事实上像你我这样的人都是西方化了的,如果跟我们的老师一代比,更不要说和更早的一代,比方说康有为、章太炎他们相比,我们是完全不同的、新的这套知识谱系里面出来的,我们要思考它们的意义。

 

  如何应对人文科学在当今遭遇的问题?

  (一)跨学科与科学、人文关系的再梳理

  对这些问题我有局部的答案,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在这个知识的领域里面需要重新调整一下。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调整学科之间的关系,我们强调跨学科,不仅仅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而是要重新讨论知识体制的问题。这是我提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科学和人文的关系问题。我已经说中国的人文学科最早只是作为科学分类谱系的一个部分发展出来的。逐渐地它提出自己的原理、自己的诉求。人文学科因此获得发展,在我们大学里面获得自主性,获得独特的评价标准,这个是它的发展我认为有意义的和正面的过程。但是它在今天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为什么呢?传统上讲,我们的文史哲,这是人文学科最核心的学科,它从一开始就是分离出来,而不是整合进去,是为了抵抗科学主义的控制。但是这个分离的过程,也使得我们对于最新的科学发展,就是从人文学科本身来说,它能够掌握并且批判性的审视的能力反而是弱了。你要想要人文学科一直坚持自己的批判性,这是对的,可是你想要坚持自己的自主和批判的同时,就必须对科学的发展也要有很深的理解,在人文学科的知识里面要能够体现这个发展。今天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超出我们的想象。它不再是十九世纪以物理学为中心的知识,我们现在信息技术、基因技术,尤其是这个生物学、数码技术,这些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的社会关系都产生巨大的影响。

  人文学科说到最后是关于人的知识。如果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网络技术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它会对人的存在,包括对社会关系的界定都发生影响。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他的社会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网络关系,是虚拟关系,不再是我们过去费孝通先生研究的熟人的社会。每天交往的人可能也没有见过面,只是网络上见过面,或者隔着太平洋、大西洋,可是成为邻居一样,每天都在一个朋友圈里头见面。

  那这样的社会关系跟传统上我们对于“人”的理解发生了重大变化。伦理、道德、审美,所有这些问题都会伴随着人和社会关系的演变而发生演变。但是今天的人文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很难如此密切地追踪这些变化,因为它的主要使命是研究历史,考古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知识领域,但是它对于科学技术的最新的发展,及其对人的影响关注是比较弱的。像清华大学,仅仅科学史而言才刚刚引进了极少的人,连一个系都还没有成立,更不要说我们的文史哲能够从这些领域出发,去追踪这个变化,作出回应。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人文学科的很多的学者跟十九世纪完全不一样,如果你看一下从欧洲,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它的人文领域里面最重要的这些思想家同时都是科学家.我们看笛卡尔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同时是重要的数学家;莱布尼兹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康德,他做过大量的实验,“星云假说”也是他提出来,等等。也就是说我们确实需要反思一下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文学科和科学的关系。

  因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最后会挑战人类的伦理世界。我们都知道在西方,伦理学科当中很长时期在讨论堕胎。堕胎的普通化,也是医学发展很重要的结果。堕胎到底是一个天赋,是人权的一部分,就是我有权力来决定自己要不要生育这个孩子,还是说这个还没有脱离母体的孩子也有自己的权力。

  当然在西方世界,这样的伦理问题是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无论如何,它同时也是和医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今天科学技术所提出的边界问题,是我们整个伦理世界、审美世界变化的一个很核心的部分。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伦理世界,经常要讨论公和私的分界,但是数码技术越来越打破这个边界,你不知道思想自由跟公私边界之间的界线到底在那里。

  一个孩子从他成长开始,已经完全置身在一个虚拟世界的控制之下。他的伦理和审美世界都是由这些东西塑造的,他的能动性很难被发展出来,来形成它自己的审美判断和道德判断的能力。

  就是我们到底怎么去研究这样的边界,人文学者、人文学术如何去处理它跟自然科学的关系,经过了一百年又成为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一百年前我们主要的问题是要摆脱它的控制,我们要分离,获得自主性。这个过程是正面的,必要的,今天也仍然有必要。但是另外一方面,人文学者如何去面对并且一定程度掌握这些知识领域。这个是重新思考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关系的一个新的结点。假定你问我有什么答案的话,我也只是觉得需要重新建立这个关系,重新界定自主。

 

 (二)从理论到学科再到机制,三重面相的应对之策

  一个方面我觉得是需要在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第二个方面是完备一些相关的学科,第三个方面是鼓励一些跨学科的研究机制的出现。就是需要一些不分文理的研究机制。在这个机制中,不同学科的学者和学生能够有更多的交流,使得他们能够互相有新的碰撞出来。

  而且客观上讲,如果人文学者只是一般意义地重申自己的独特性,实际上是无力的。因为科学技术的力量太大了,它的发展速度、膨胀的规模逐渐成为人们已经习惯的事实。比如说网络已经逐渐打破了公私的边界,它已经成为一个新鲜事,你要研究它,同时对它进行判断。如果没有网络技术的发展,这些现象是不会出现的。技术打破了旧有的边界,使得我们不得不去面对这些问题。

  那以后我们会问技术的边界是什么,可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你得了解这个技术,你要不懂,不了解,就很难。可是如果在我们既有的这个知识构架下,你是很难去真正地了解这个发展的过程。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方面,科学和人文的关系。

  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就是现代的人文的知识和宗教、经学这些传统神圣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现代的人文学科,我刚才说无条件的追问精神构成了现代知识的基础,科学是如此,人文学科是如此,哲学也是如此。那对于中国来说是经学的边界被打破了,经学的世界观念框架也被打破。今天的世界我们注意到一个新的现象,这个现象就是到处出现的宗教的复兴,到处出现的传统知识的复兴。

  这是新的社会现象。它跟十八、十九世纪,和我们中国在二十世纪最初的一代人的预判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那时候觉得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批判宗教,把这些说成是迷信,我们要倡导新的知识,一种真正的世俗的知识将会遍及整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宗教知识由于它不能够被科学证明,最终会被证明是虚幻的,所以它会逐渐地消失,真正世俗的知识会主导我们的世界。事实上我们今天科学、人文各种各样的知识都在无穷尽地发展,但这个发展并没有伴随一个彻底的世俗化的世界的到来。恰恰相反,这个世界激活,甚至激发了很多人的宗教热情,和回向传统的热情。在西方,在欧洲,有人把它叫“后世俗社会”,也就是说世俗化之后又出现了这样一些宗教复兴现象,而且规模甚大,这个问题对人文学科是一个挑战。

  这个挑战在哪里呢?因为人文学科,包括我们的人文教育是塑造人的。我们的道德、伦理、审美,这些东西都是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而恰恰是这些内容和宗教世界之间有重要的竞争关系,或者是重叠关系。那这就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人文学科到底怎么面对宗教知识?包括传统这些知识的复兴,是整合,是继续拒斥,还是重新变成神学的婢女?因为恰恰是越是当人文知识没有能力把握世界变迁的时候,人们就越会诉诸于宗教世界,去重现界定它的这个世界观。这个问题我们原来以为消失了。但是今天不但没有消失,似乎还有更大的变化,而对于这个变化,我感觉当代的人文学科和人文学术没有做好准备来回应这个挑战。

 

  我认为这三个方面是我们现有的人文学科,就从它的发源开始的三个问题,到今天似乎经历了一个轮回,又重新出现。这三个问题,第个是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最后会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知识体系里面,但在今天全球化世界里头,所谓文化问题又重新出现。

  第二个是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是从整合到分化。今天又到了一个怎么去重新看待整合的问题。

  第三个是人文知识和宗教、经学的关系,从分离到似乎要重新面对这个关系。

  第四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要说的话,第四个方面也是跟前面三个密切相关的。因为现代的人文学科一方面它是跟随现代科学、现代大学制度的全球性扩张而来的,但另外一个就是它是伴随着民主国家的建立而形成的。所以现代的人文学科,几乎没有例外,都跟一定的民主国家的知识有关系。现代的人文学科事实上是跟民族主义知识相伴而来的,是相互支撑的。

  那么区域化、全球化对这个结构也形成挑战。现有的知识构架下,一些原理性的知识在今天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以美国大选做一个例子,美国大选出现这么一个格局,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一套民主制度本身也出现了危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原有的政治理论,民主的理论,或者其它的社会理论,似乎需要找到新的范式才能解释。

  甚至越来越多的人对经济学从崇拜到表示怀疑。这不并完全是经济学者本身的问题,是这一套知识原来的出发点和它的基础的模型,对于当代世界的解释力出了一些问题,各个领域的这些理论都出了问题。

  我觉得在今天需要另外一方面,就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再整合。这个部分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科学有一个倾向,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在它的范式确定的条件下,越来越往技术和数量的方向发展,都是用data(数据)来说明问题。

  但是在今天需要基础性的言论来解释问题。也就是说这些理论本身,离开人文学科基础性的历史研究、基础性的概念研究、其他基础性的理论,我感到是很难发展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另外一方面。除了人文学科跟自然科学的关系,也涉及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关系,这就是基础理论的必要性。

  在今天讨论基础理论,我觉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原因是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迁,一系列我们习以为常的基础性的原理和范畴都受到了挑战。我们过去讲社会,会讲亲属关系、邻里关系、村舍关系。但是如果有了数码技术,社会是什么就需要重新界定。传统的许多范畴,可能都要加以新的说明。各种各样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原理都在面临变迁,这些变迁也需要通过加强人文学科跟社会科学之间的重新整合来思考我们新的处境。

  这就是我大概的一个想法,就是今天我们的人文学科的使命,它面临的问题,以及我们可能要往哪些方向去探索。这个问题提出来是希望给我们将来的大学里的研究,包括学术制度到底该往哪个方向发展来提供一些取向。这些问题在历史上看,从十八世纪的西方到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都不是一个学者可以解答的问题。它需要整个知识领域去思考,需要集体性的智慧,制度的介入,而且需要大量的讨论才有可能回答。

来源:搜狐文化 编辑:陈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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