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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经济”成中国快速步入人口老龄化浪潮缩影

中国经济新闻网 2017-01-11 09:53:56

  “养生大楼”众生相

  “明天还来不来?”

  “来!”

  “还去不去别的地方买保健品?”

  “不去!”

  不足40平方米的会议室里,挤着将近200名老人,年龄多在70岁以上。随着主持人一声高过一声的提问,花白的脑袋摇晃着,躁动着,急切地表达着。

  这间会议室,是浙江嘉兴闹市区一栋不起眼的商业大楼的一角。在这栋9层楼房里,驻扎着不下10家各种名号的保健品公司,天天组织“开会”。

  这个小房间也曾坐着74岁的管英东,和大多数来这里的老人一样,她在不同的公司登记过自己的信息,积极地来“开会”,参加旅游团,购买吃不完的保健品。

  直到2016年10月,在一个新开张的保健品公司组织的旅游途中,管英东突发脑溢血摔了一跤,最后在堆满保健品的家中去世。

  在这座富庶的东南小城,“银发生意”如火如荼,成为中国快速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浪潮的缩影。

  管英东之死仿佛一颗石子投入水面,波纹迅速荡开,水面又恢复了平静。穿梭在这栋大楼的老年人依然络绎不绝。

  “开会”

  在嘉兴市年份最老的小区百花新村,当处于昏迷状态的管英东被从杭州接回家时,人们才得以窥见这位老人晚年生活的最后模样。

  不足80平方米的昏暗屋子里,桌上、地上满满堆放的都是保健品,还有说不上名字的养生枕头、养生洗脚盆、养生按摩仪等保健仪器。有的拆了封,有些未经拆封,胡乱地倾倒在地上,堆积成了一座小山,没有下脚的地方。

  亲戚们在保健品堆中扫出一条小路,把弥留之际的管英东抬进卧室。然而床上也堆着保健品,人们只好把它们拨到一边,给老人让出一个安息的空位。一个小时后,管英东离开人世。

  管英东家在这个几乎全是退休工人的居民小区算不上特别。她和丈夫以及30岁出头的残疾女儿生活在一起,两位老人每个月共7600元的退休工资,手头不紧张也不宽裕。

  然而,当一直掌管着家中财务大权的管英东倒下之后,家人通过查证银行账户才发现,这4年来她购买保健品至少花了30万元,多张银行卡里只剩下5元余额。

  因为死得不太寻常,管英东成了小区的话题人物。坐在小区门口的花坛沿上,她80岁的丈夫李海官需要时不时停下来,回答老邻居的问题,“你家里怎么搞的呀?”

  “脑梗塞,”他不愿多说时,就简单地回答三个字。布满皱纹的面孔上白色胡茬肆意生长,陈旧的毛衣下衬衫没有掖进裤腰,耷拉在外面——以前都是老伴给他准备衣服。

  “吃保健品死的。”丧礼办完,地方电视台来了几次,街坊邻居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管英东对保健品的痴迷成了人们的谈资。

  其实这个结论并不准确。去年10月24日,在一家保健品公司组织的千岛湖旅行途中,管英东突发脑溢血,跌倒在宾馆的床边,然后被紧急送往医院。这家新开张不到1个月的保健品公司,还没来得及推介自己的产品。

  由于长期信任保健品,身患高血压、糖尿病和肾炎的管英东已经不再按时吃药。

  面对着满屋子的保健品,他和女儿李君(化名)决定暂时逃离这个“噩梦”,搬到了相隔几个街道的一座老年公寓。

  李君至今仍然无法理解向来节省的母亲为什么会迷上保健品。“我妈妈原来是一分钱掰成几瓣花的人。”在他们居住的一楼窗台下,有一行用粉笔写就的清秀小字还清晰可辨:“本人不小心掉了拾元钱,请捡到能还我”,后面是管英东的地址和姓名。

  在女儿的记忆中,噩梦是从4年前开始的。2012年,患有糖尿病的管英东在社区卫生站检查出血压偏高。为了省钱,她不肯去医院检查,也不肯买降压药。“就是因为高血压、糖尿病的药‘压不倒’,她才开始买保健品。”

  一天,管英东夫妇在小区门口遇到了正在推荐保健品的“小宋”。李君回忆,“短头发,20来岁,嘴很甜”的小宋扶着管英东到家里,不停地推荐:“阿姨我这个东西,就是治您这个高血压的”。

  第一次买保健品花了几百元,管英东的高血压并没有起色。一波未平,又被查出得了肾炎,小便总带有泡沫,住院也没能根治,总是反反复复。

  曾经购买保健品的经历,让管英东成为了保健品推销员重点关注的对象。常有推销员上门,和她聊天,请她去“开会”、旅游。李君常常中午1点下班回家见不到母亲的人影,一问才知她又“去开会了”。

  管英东生前多次参加过那种旅游,她去过杭州、海南甚至日本,第一次坐飞机的经历,都是保健品公司赋予的。每次回来她都把门敲得砰砰响,高高兴兴的。

  部分保健品的效果让她信服。在她常去的保健品大楼里,在某公司的留言板上她亲手写下“服药后,小便每晚一次”,也曾和其他老人一起署名赠送“健康锦旗”,感谢对方产品的“神奇疗效”。

  直到几年攒下来的1万多元工资被母亲借走,李君才感觉到母亲的行为越来越疯狂。从几千元到几万元的保健品,“她买得糊里糊涂的”。

  在这座老旧小区,保健品推销已经攻占了许多住户。塞在信箱里的传单大书特书“免费领取精美礼品”,而在小区内部看着温柔和气的小青年,常常会上前搀住老人的胳膊,叫着“叔叔”“阿姨”,甚至“爸爸”“妈妈”。

  “就像上班一样”

  为了讨个公道,李君去了管英东生前常去的保健品大楼。大楼“大隐隐于市”,坐落在嘉兴市最为繁华的街道。从4楼到7楼,每层至少有两三家保健品公司,冠以“xx堂”“xx生命科学”等名号。

  附近居民没有谁能记清楚,这些保健品公司从何时起进入这栋大楼,甚至不知道这些公司已经换了一批又一批。他们只看到,每天早晨总有老人三三两两地从侧门进入大楼,自称是“来开会的”。

  她坚持认为,正是在保健品公司怂恿之下,自己的母亲才不顾已经发出警报的身体,踏上了这趟回不来的旅程。

  这次,300元去一趟千岛湖,还免费住“五星级酒店”的许诺,让管英东动了心,她为自己和老伴都报了名。

  旅游和“会销”,都是保健品的推销方式。在保健品行业内部人士张伟(化名)看来,会销就是一种“洗脑”的过程,通常开会所瞄准的老人主要有3类,“有钱的”“有病的”和“保健意识高的”。高端保健品更倾向于采用“出去旅游体检,听课买药”的形式。

  “最初来开会就是为了拿免费的鸡蛋。”在李君的回忆中,管英东每周至少3天去不同的保健品公司,“就像上班一样”。

  在这栋大楼里,她也曾陪着母亲听过课,甚至和其他老人一起被邀请去吃过“年夜饭”。

  在管英东生前常去的这座大楼,上午10点陆续有老人走出,手里拎着相同包装的30枚鸡蛋。有时,是一大袋抽纸、洗衣粉、大米…… “我们就过来玩玩,钞票也不拿出来的。”

  一位老人告诉记者,她去参加某保健品公司的“会议”,一开始让他们掏出20元,有些人不愿意掏就走了,但是到最后,掏钱者不仅能得到30枚鸡蛋,还被归还了那20元,“赚了大便宜”。附近有两三栋这样的大楼,她一天可以去听四五场会议。

  “别着急买,如果先买了,下次就不会来找你听课,也不会给你礼品了。”经常来这里参加保健品活动的王奶奶说,她是等到推销人员打了第10通电话才过来的。

  决定在哪一步撤出事关成败,按照她的经验,这种“免费送礼”慢慢地就会变成“优惠券”,直到最后变成一盒盒保健品。被追问之下,她面露尴尬之色,承认自己买过几盒,但不愿意透露价格。

  管英东最后接触的保健品公司坐落在4楼,一条20米左右的阴暗长廊尽头,门内,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布着一张长条形方桌,只有几个销售人员守在屋中。

  相比于那些有会场的保健品公司,这一家的规模只能算是刚刚起步。在一墙之隔的另一家公司会场,布设着100多张座椅,墙上挂满了产品获奖情况、顾客感谢锦旗,墙上挂着“欢迎莅临”的巨大横幅。

  大楼的上午和下午是两个世界。上午这里属于喧闹,楼里迎来那些刚买完菜、送完孩子去学校、专门乘坐公交车过来的老人。到了下午,楼道里安静得能听清楚隔壁幼儿园的儿歌。

  一个下着雨的早晨,6楼长廊尽头,一家名为“宏康”的保健品公司特地请来“南京专家”讲养生课。不到40平方米、没有窗户的屋子里坐着200余名老人,使原本不大的空间更加闭塞、沉闷。

  还有20多位老人坐在门口简易的塑料凳上,一位老太太手上拿着布袋子,懊恼地说,这场会议实际上是7点半开始,她买菜来晚了,只能坐在外面的凳子上,“也可能拿不到礼品”。她不知道将得到什么礼品,但是依然坐着等待。

  听众彼此间互不相识,但又觉面熟。当交谈声音大了,工作人员过来压低声音呵斥一句“别说话了”。

  会议中途,不时有老人过来,看到相熟的推销人员,就会上前与他们攀着肩膀,亲热地寒暄,老友一样喊着“小张”“小李”。但门口的热闹影响不了会场井然的秩序——“专家”站台向来是镇场的重要砝码。

  为了阻止管英东购买保健品,李海官曾跟着她来到会场。当一位四五十岁,戴眼镜的男专家介绍一类“经过专家研究”对身体有好处的“新型药”时,李海官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大声质问:“你是专家?把专家证件拿出来看。”得到的回答却是“你有什么权利看我的证件?”

  “我说既然你说你是专家嘛,一般人是请不动的。”李海官嘟囔着。

  次数多了,他跟老伴就“不怎么聊天了”。

  “保健品的专家,鱼龙混杂,有真有假。”一位从事过保健品行业的人士告诉记者,“如果是医生群体的话,一般讲课比较刻板,但如果你去听那些课,说得声情并茂,有点像成功学那些讲师的模样,十有八九他对医学基本上没什么了解。”

  在嘉兴“养生大楼”的这堂课,“南京专家”就很会调动气氛。

  “1分钟你能鼓掌多少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个实验!”在混浊的空气下,有些老人开始昏昏欲睡,“专家”此刻放弃了道德故事和哲理寓言,带领大家鼓掌。会场里立刻响起了“啪啪”的掌声,热闹从场内蔓延到场外,两名看上去不到30岁的销售人员走到场外,一边自己鼓掌,一边鼓动身边老人一起鼓掌,掌声持续了整整2分钟,活力重新回到人群中。

  4个小时过去了,会议接近尾声,直到送礼环节开始时,气氛才变得真正活跃起来。会场内响起了激昂的音乐。

  但此刻老人们的心思完全没有放在屏幕上,在嘈杂之中,现场工作人员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了一把红色、黄色印有“vip卡”的卡片,宣称这卡片可以在次日兑换100元奖品,而今天“买一张只需10元”。

  因为“购买数量有限”,屋外的人群开始出现骚动,10元、50元、100元,掏出的人越多,销售人员手中的卡片逐渐减少,抢到最后几张的老人庆幸地挥舞着手里的卡片,等待着明日的“优惠”。

  最后,在《感恩的心》音乐声中,和蔼可亲的“专家”与每一位来领礼品的老人一边握手,一边用温柔的声音说:“谢谢,谢谢你们来到这里。”

  员工把老人们送到电梯口,笑容满面地嘱咐他们“回家路上注意安全”,其中几位身体还硬朗的老人,从6楼往下走,一层一层地去敲那些保健品公司的门,询问有没有礼品。一些老太太还在互相交换信息:“明天是六楼开会,今天是五楼开会。”

  管英东正是在参加完一场“会议”后,路过那家新开的保健品公司,发现“又有新产品了”,才进去看了看。然后就有了那次旅游。

  在她死后,该公司支付了1万元医疗费。负责人称,后续赔偿要求已不在他们职责范围内,如不满可诉诸法律。该公司为出游老人购买了人身意外保险,经保险公司鉴定,管英东死于脑溢血,不属于意外伤害险种范畴,所以无法理赔。

  对楼里的那些老人来说,“管英东”始终是个陌生的名字。尽管他们也许一起开过“会议”。他们只是从电视机里得知,有个老太太参加保健品旅游去世了。

  事后,这栋楼的保健品公司因此消沉了几日,但是风声一过,老人们又重新接到了推销电话。

  预防针

  这栋大楼“开会”的常客中,89岁的沈易(化名)是一位退休干部。

  沈易非常不赞同一些保健品公司的做法,“骂医院,说医生都是强盗,说你们的钱都愿意花在医院上面,不愿意保健自己的身体”。但是他主张,“要是有病,肯定还是要去医院看。要是为了健康长寿,还是可以买买保健品的”。

  他认为,保健品并非“都是骗人的”,“有好的也有坏的,不是都那么坏的,但是有一些价格很贵,就要靠你自己识别”。

  他参加过旅游,买过打折后3.2万元的安宫牛黄丸,也买过8000元一份的鹿血。鹿血被儿子拿去检测,发现不适合老年人食用,又退了回去。

  截至2015年末,中国大陆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755亿人,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嘉兴的老龄化排名居浙江省第一,老年人口占比近25%。而这不过是中国逐渐步入老年社会的一个缩影。

  很多人瞄准了这个日益壮大的群体。保健品市场鱼龙混杂,虚假宣传、故意混淆食品与药品界限等问题,比比皆是。

  卖牛初乳,是“宋美龄办的产品”;卖梅花鹿鹿血,是“国家认定的”;卖安宫牛黄丸,据说“有300多年历史”……“专家”们各显神通,盯住老人们的口袋。

  沈易的月退休工资有8000元,全部交给儿子理财。“他比我有钱,但是知道我这种年纪大的人,都要买保健品花掉的。”但同时,老伴5000元的退休工资成为了两代人之间的妥协,可以用来购买保健品。

  2016年暑假回家,在北京攻读博士的孙宇得知爷爷奶奶常去保健品公司“开会”,她想了一招:一方面将老年人购买保健品受骗的新闻做成剪报定期寄回家里,另一方面,将在正规商店购得的保健品带给他们。

  令她哭笑不得的是,爷爷奶奶不再购买保健品了,但仍时不时地去“开会”。

  在嘉兴“养生大楼”附近独居的陈老太,每天早晨都会来这里转转。“我已经花了14万元在保健品上了,积蓄基本上都用光了。”在楼前,拄着拐杖的老太太颤颤巍巍地伸出犹如被老树皮覆盖的手,比划了一个“4”字。

  “我儿子和女儿都很反对我买保健品,都凶(本地话:批评)的。可是我就是要买啊。” 78岁的老太太有些惭愧,又有些不甘地说。“我女儿一直劝我去她家旁边的养老院,那里有老人一起打打麻将。我喜欢搓麻将,没有麻将搓,我就要跑出来的,心太野了。”

  她一边说,一边接过了身边一位西装革履小伙子递过来的传单。上面写着一家保健品公司明日的参会地点和时间,她顺手一折,塞进了自己的布袋里。

  让李君深感无奈的是,尽管她劝过很多次,让管英东不要再吃保健品了,要去正规医院看医生,母亲总认为病在医院是“看不好的”。这次旅游之前,她好不容易和母亲达成协议,吃完最后一次购买、有效期为一年的保健品,“就再也不买了”。

  管英东果然再也买不了保健品了。

  她过世后,丈夫在家整理遗物,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推销员还称号码是“国家卫生部”给的。生气的丈夫“砰”地一声挂断了电话,愤怒地说:“人都死了,骗子还打来电话!”(记者 江山)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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