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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所学皆为报国(2)——忆成思危先生

中国经济新闻网 2015-07-24 16:20:51

  忆成思危先生
  
  汪延民建中央二支部会员、新浪原董事长、发起并运作新浪扬帆基金
  
  在从榆林到兰州的汽车上,听到成思危先生去世的消息,心里很伤感。
  
  思危老先生一直希望帮我(们),我记忆中,他至少两次来过新浪。在1999年,我们刚刚结束融资,那时他正以副委员长的身份推动风投和创业板,来公司视察,我以中国区总经理身份负责接待他,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在我介绍完公司的发展历程后,他特别询问了我两件事,一是对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展望,二是公司资本运营的每一处细节以及对未来赴美上市的预期。之后思危先生仔细地参观访问了公司的每个部门,他特别对新闻中心感兴趣。
  
  大约2001年,我被思危主席点名进入了他推动组建的民建中央直属二支部,他自己直到临终还是这个支部的成员。自那以后我们基本上每个季度都有一次支部活动,我也有一次聆听思危主席对国际国内政治和经济状况做内部透彻分析的机会。他几乎每次讲完话都会强调,我们作为民主党派有向中共进言献策的义务,因此我们要在内部集思广益,把想到的问题总结好提上去,但出了这道门,我们要尽力和中央保持一致。他还常说:“我不敢保证中央对一些事情的决策就是因为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和建议,但我们的确看到,中央的决策方向也是我们建议的方向。”
  
  我们心里都清楚,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心里想到的是他一直倡导的金融市场的产业升级,创业板块的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设置等等。
  
  2003年,他在民建里设立了IT小组和生命科学小组,要我担任IT小组组长,团结所有IT领域里的民建会员,对该领域的发展向国家提出建议。我们也寻着思危先生的方法,每年都向全国政协递交一两份提案,有的提案被列为民建界别重点提案,后来经国家相关部门组织反复听证会,进入全国人大立法程序,最终形成了法律。譬如我提出的《关于尽快推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建议》、王克照提出的《关于规范电子政务软件接口协议的建议》,以及周航提出的,也是最近在热议中的《发展预约叫车IT平台的建议》等。
  
  2006年思危主席在李晓林、刘汉元等几位民建企业家会员的倡议下推动建立“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在年底的中委会上,思危主席说他当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思源工程”基金会办下来,这样给会内的企业家们留下一个一起做公益事业的平台。虽然思危主席在2007年退休时还是辞去了思源工程基金会理事长的职务,但他依然记挂着“扬帆计划”的发展,他在我的笔记本里看了我们为“扬帆计划”五周年做的一段视频,让我立即给他用U盘拷贝了过去,我再一次在思危主席的脸上看到了他分享我们的成功时,溢于言表的欣慰。
  
  回国后我参加过几次中央二支部的活动,最后一次聆听思危主席的内部讲话是2014年的仲夏。记得他精神矍铄地走进会议室,和我们一一地热烈握手,他走到我身旁时,我真想展开双臂拥抱他,但顾及到左右,也只好伸出了手。他对上海自贸区的设立非常兴奋,之后简短地提到了受托出访俄罗斯和台湾,最后,他对大伙说,我们必须大力度反腐,同时也必须为官员指出一个明确的改革方向,不仅要告诉大家什么事儿绝对不能做,同时也要告诉他们什么事儿是一定要做的,他说,如果忽略了后者,就不难发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会在政府机关中蔓延。
  
  思危天下敢直言
  
  马光远经济学者、央视财经频道评论员
  
  7月12日凌晨,我敬爱的恩师成思危先生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近一年来,先生一直与病魔进行顽强的斗争,我们也一直为先生祈祷,相信先进的医疗技术和先生的乐观精神一定能够战胜病魔。当得知先生离去的消息时,深感震惊与悲痛。
  
  我们欣慰的是,不仅仅我们这些门生和亲友为先生的离去感到痛惜。网络上甚至很多不知名的人也对先生在经济、管理、金融、系统科学等领域,特别是先生对中国经济很多领域拓荒式的卓越贡献,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一位身居高位的学者型官员的离去,引发各界自发的追思和怀念,在中国是比较少见的。
  
  我们痛失恩师,国家痛失栋梁!
  
  作为成先生的学生,先生不仅是我过去10多年学术上的导师,同时,更重要的是,他是我人生的导师。作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先生在学术领域的造诣自不待言,无论在管理科学、虚拟经济还是金融领域,无论在学科理论和实践领域,他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称呼不过是对他学术人生的褒奖之一而已。在和先生10多年的交往中,先生学贯中西的渊博学识,鲜明的人格魅力,对学术一丝不苟的认真,言传身教,处处感染着我们,并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人生。
  
  先生一生功勋卓著,有很多的职务和身份,而学者这个身份是先生最看重的。几十年来,他一直秉承学者的本色,投身学术,为国建言,为中国经济呐喊。作为一名真正的学者,先生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学术,都极其严格认真。记得我第一次见先生,先生就把他一直教导学生的话,“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认真,做学问要勤奋”送给我,并要求我努力做到。作为老师,成先生的严格认真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很多不了解成先生的人,以为他这样日理万机、位高权重的人带博士不过是挂个虚名,学生很难得到真正的指导,甚至见他一面都非常困难。在正式投身先生名下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先生的严格。成先生不仅没有那么“难见”,而且是每个月,他一定会抽出时间见我们,要求我们每个学生向他汇报学习情况。每个月见他的日子,我们既紧张又期待,如果在一个月没有任何成果和心得,去向他汇报是很尴尬的。在当前很多高校的专职教授一年都见不了博士生几面的今天,成先生这种每月的见面在很多人眼里恐怕是不可想象的。在先生的晚年,先生特意给他所有的学生开了三门课:萨缪尔森的《经济学》、默顿的《金融学》和《中国特色经济学》,先生把经典理论与中国经济的现实结合,通过大量的中国经济和政策决策的实际案例,讲授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先生的这三门课,是我这一生中听到的最好的,最学以致用的课。即使在我毕业之后,我仍然坚持每个月参加先生的研讨课,向他汇报每个月的工作和学习情况。
  
  先生是一个讲真话的人!这是各界对他最多的评价,也是最高的评价。无论先生政治地位多高,他都没有放弃自己说真话的本色。他的办公室,挂着他的人生格言:“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他不仅以此要求自己,也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上,他一方面鼓励我们大胆创新,但同时,又要求我们要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要不带任何利益色彩去发表观点。我因为工作原因,身兼一些媒体的专栏写作和评论员,经常会发表一些言论,写一些不一定成熟的文章。先生经常要求我在发表文章和观点时一定要慎重。记得有一次,我就国内一个跨国并购的案例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先生打电话叫我去见他,当面对我提出批评。批评的原因不是因为我的观点,而是他之前知道我所在的机构参与了这起跨国并购,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回避,不应该公开发表任何观点。还有一次,我就一些教授联名上书要求救股市的事进行批评,先生也是第一时间见我,对我表示支持,他认为我发表的观点没有错误,要坚持自己的看法。而他自己,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忘记一个学者说真话的本色。他公开发表的一些观点和一些领导人并不一致,我们对此很担心,但先生坦然面对,说,“我是学者,我怕什么,我会把握度。”正如他在6月11日他的生日时题诗所言:“未因权位抛理想,敢凭刚直献真言。”先生离去之后,我在微博中写到:“先生是少有的身居高位仍然坚持说真话的人”,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这也是很多人怀念先生的重要原因。
  
  先生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认识先生并有幸投身先生名下攻读博士,源于先生传奇的人生经历和他一生浓烈的爱国情怀。先生一生三次重大的人生选择,都是基于他的家国情怀,都是为国家改变自己,都是基于他对国家和民族一贯的赤子之心。无论先生身处顺境逆境,都将祖国的强大和繁荣作为自己人生的精神坐标。先生一生所思所学,都以祖国的强大繁荣为己任。在官方发布的先生的生平中,特别肯定先生在各个国际场合发表演讲,为中国经济鼓与呼的做法。因为先生精通外语,学识渊博,具有很好的国际视野,又身居高位,从国际沟通的角度而言,成先生是少数熟练地用英语等国际语言在公开场合宣传中国,推介中国的领导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一个叫做“世界与中国的关系”的系列演讲。先生用英语演讲,而且脱稿,内容生动丰富,欢迎现场互动,每次演讲,现场都是掌声雷动,起立为先生致敬。即使在他去世前,他依然关注中国的经济战略问题。在成先生去世前的5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研究金融问题需要战略观》就是在病榻上完成的。他在文章中驳斥“阴谋论”的同时指出:“应该提高我们自身的金融实力,提高我国金融的国际竞争力,并在国际竞争中增强我们的话语权和国际金融地位,这才是正确的战略目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身患重病,仍然牵挂国家经济安危,他以他人生实践兑现了他的人生承诺。
  
  作为学者,成先生完美诠释了一个中国读书人的高贵人格,一个身怀家国之情的知识分子的理想。成先生之所以受到很多人的盛赞、怀念与爱戴,是他的道德文章与对祖国的卓越功勋,更是他对国家和民族的一腔赤子之情,对真理和知识的不懈追求、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思考,以及对自身独立人格的坚守。正如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所言:“成先生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什么,是改革开放的精神,是‘处高位、敢直言’的学者风范,是居安思危、盛世敢建言的审慎乐观的学术精神。他是一位敢讲话、讲真话;能建言、建诤言的学术大师。”他以他灿烂的人生经历践行了他“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于心”的人生格言,并激励我们继续追求真理,报效国家。
  
  敬爱的成先生,安息吧。
  
  我眼中的成思危先生
  
  肖江民建中央二支部会员、海岸实业集团公司董事长
  
  初识成思危先生是1999年秋。当时我的博士生导师,著名管理学家,时任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的陈荣秋先生来京拜会已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成思危先生。成思危先生1996年被聘为华中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的客座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一直和荣秋先生共同招收和指导博士生。荣秋先生来京拜会思危先生的目的也是希望就所指导博士生论文之事征求思危先生的意见。
  
  思危先生知道荣秋先生的来意后,立即安排在其全国人大办公室见面,我陪同荣秋先生前往。
  
  见面寒暄了几句之后,两位先生立即将话题转至所指导博士生论文的正题。荣秋先生考虑到思危先生已经担任国家领导人,国务繁忙,建议他不必亲自审阅和修改博士生的论文,以免耽误他太多的时间。思危先生听后立即婉言谢绝荣秋先生的好意,坚持亲自审阅所指导博士生的论文。后来,据荣秋先生所言,思危先生不仅认真审阅其指导的博士生论文,还书面提出了修改意见。后来,每当荣秋先生和我谈及这件事情,都会感叹不已。
  
  自那次见面后,一直有十年时间没有见过思危先生,直至2009年6月。当时,我被通知参加民建中央直属二支部活动。民建中央直属二支部是思危先生提议设立,并将自己也归入二支部,坚持参加每一次的支部活动。正是在二支部的定期活动中,我有幸多次近距离晤见思危先生,并聆听他的思想和观点。
  
  尽管当时思危先生已经卸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职,但是,由于其在经济方面的卓越建树以及社会影响力,邀其参加的国内外各种活动非常多。繁忙的各类社会活动和各种会议以及演讲占去了他的许多时间,也影响到他的身体。但是,他依然乐观而勤勉,积极而豁达,常年活跃在国内外重大经济活动的舞台,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进步奔走发声。
  
  尽管思危先生平常非常忙碌,在我的印象中,自1999年6月以来,除了今年生病住院外,每三个月一次的支部活动,他从来没有缺席过。而思危先生的每一次出席都成为二支部的盛会,因为,每一个二支部的成员都希望在和思危先生的交流和互动中,聆听思危先生精妙而睿智的话语和观点。
  
  在我的印象中,思危先生思维敏捷,观点独具,思想前卫而不激进,观点新颖且不逾矩,彰显出一代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风范。
  
  思危先生的爱国与报国情怀感染着我和二支部的每一个人,他的人生经历也激励着我们。他的朴实无华的言行,他的谦谦君子之风,给我以及和他接触过的每一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思危先生不仅是经济和管理方面的大家,他还十分喜爱文学和音乐。当他知道我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又是中国诗歌学会的理事,曾出版过多部文学作品时,孩子般地要求我在送给他的书的扉页上签名。以后的每一次见面,他都会询问我是否有新的作品或文章发表。在他的鼓励下,我的一本散文集准备结集出版。当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高兴地要求我一定要送一本新书给他。可惜的是,在这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思危先生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大师已去,伟岸犹存。和思危先生相处的六年是短暂的,但是,对于我的影响是深远的。思危先生的风范影响着我,也鞭策着我,让我努力,让我勤奋和前行。
  
  我是幸运的。在我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能够和思危先生相遇,能够多次聆听他的教诲和启迪,是我人生之幸。
  
  思危先生在他的一生中,有光辉的岁月,也有灰暗的时期。但是,他以他不灭的理想和信念为炬,终于冲破黑暗迎来了他光辉的人生顶点。
  
  思危先生是幸福的。他赢得了尊重和爱戴,赢得了崇高和伟大。
  
  愿思危先生的精神之火不灭,愿思危先生的思想之炬长存。
  
  哲人已逝风骨长存
  
  骞芳莉民建中央委员、对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商务部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主任
  
  7月11日下午,突然得知思危主席病危,我急忙赶到协和医院,望着病榻中的思危主席,心中一遍遍默默地祈祷,期盼能有奇迹出现。走出病房的那一刻,强忍的眼泪还是禁不住流了下来……
  
  12日凌晨,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原主席、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主席与世长辞,一代大师星辰陨落,带给我们的是无尽的哀思与怀念。
  
  依然记得第一次见到思危主席的情景,那时我刚加入民建不久,他来陕西考察调研,还专门召开部分民建会员座谈会。会后思危主席简单询问了一下我的工作情况,还就如何做好参政议政工作给予了指导。虽然身为民建的领袖,经济学的大师,但他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就像循循善诱的导师,不吝爱护与帮助的长辈,我的紧张情绪顿时得到了缓解。
  
  2007年,我调入北京工作,特别是成为民建中央二支部的一员后,经常有幸聆听思危主席的教诲,在个人成长道路上得到他的亲切关怀、悉心指导,获益匪浅。
  
  记得2012年秋天,我们研究中心与江苏昆山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第四届中国金融外包峰会,我邀请思危主席做主旨演讲,他虽然很忙,但还是欣然接受,为我们做了《我国金融改革与金融服务外包》的精彩演讲。他认为,我国金融服务外包健康发展须根植于金融改革,国际化、市场化、系统化是金融改革的三个方向。他强调,我们要提高国际竞争力,真正能够在国际市场上靠我们的经营和管理,靠我们的实力,参与国际竞争。只有真正实现了国际化,我们的金融服务外包工作才能够相应地发展起来。
  
  在讲到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时,思危主席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认为大企业就像人的脊梁、中小企业是血肉。没有脊梁的人站不起来。但如果只有脊梁没有血肉人就成了骷髅。所以中小企业在经济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要使得中国经济能够保持稳定发展,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必须要解决。为解决这一问题,思危主席向大家详细介绍了他曾提过的一个建议:搞社区银行。他幽默地说,“我提出了一个笨办法,叫大银行贷给大企业,小银行贷给小企业。这个笨办法实际上就是牛顿养了两只猫,大猫和小猫,家里墙上开了两个洞,人家问他为什么开两个洞,他说大猫走大洞,小猫走小洞,否则如果同时要过的话,小猫肯定被大猫给挤住了。”能把金融问题讲得这么诙谐生动,思危主席是绝对的大家,他的博闻强识,睿智深邃,让人充分感受到长者之风、智者之范。
  
  思危主席还为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指点迷津,未来我们要更加注重内涵性增长。如今,接包方和发包方不仅是委托关系,还有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这势必要求接包方要有很强的业务咨询能力和知识处理能力,提升自身实力,这是未来服务外包企业重要的发展方向。
  
  思危主席作为《国际投资并购国别法规政策研究》一书的总顾问,不但带病写序,更多次与我们座谈讨论,治学之严谨,令大家非常钦佩。他强调:“国际投资并购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外商来投资及并购,主要是经济利益的原因,不是政治的原因和考量。要重视引进有益于我国的战略投资者;要用互利双赢的观点评价并购效果。二是要规范审查外资并购,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国际投资并购是一把双刃剑:适度的并购有利于国家引入外国投资和先进的科学生产技术,促进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但过度的外资并购则会导致国际性生产和销售的集中与垄断,妨碍科学技术的进步,冲击民族产业,影响整个市场结构和经济安全。因此,国际投资并购与政府监管已成为重要的时代议题。”
  
  身为晚辈,我非常有幸,能够有机会向思危主席学习讨教关于金融、经济的精辟看法和深刻见解。至今想起主席的教诲,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记忆犹新,难以忘却。
  
  思危主席走了,他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工作和生活,离开了他日夜眷恋的亲人和朋友。在他的身上,闪烁着正直人生的光辉,他留给后人的是宝贵的精神遗产。
  
  我们对思危主席最好的纪念和追思,就是传承他的思想精华,发扬他的高德风尚,谨记他的指导与教诲,“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认真,做学问要勤奋”。
  
  思危主席一路走好!
  
  王克照民建中央企业委员会IT小组副组长、北京有生博大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4年第三个季度,也是民建中央第二支部当年的第三次生活学习会,在这次生活会上,我主编的《智慧政府之路》刚刚出版,序言是成思危主席亲自写的,序中提出了他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发表的观点,即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是:“以人为基础,以土地为载体,以信息技术为先导,以资本为后盾”,成思危先生提出的广义智慧城市的概念是目前有关智慧城市学术研究中引用最多的观点。同时,他在序中对我们所做的实际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极大鼓励。
  
  当我把新书送给他时,他非常高兴,并要求我在新书上签名后给他,这让我感到意外和无上的荣幸。这次生活会上,他像往常例会一样,谈到他近三个月的工作、生活状况,并发表了他对社会、经济多方面的观点,并且思路清晰地回答了大家关心的时政问题。当时他也提到一些养生的观点,并表明了“小车不倒只管推”的工作生活理念,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那次见面竟然是我和成思危先生生前最后一次见面,在二支部的微信圈里,例会前我们都能听到成先生对大家问候的声音,在他略带沙哑的声音中,我们依然能够感觉到他带给大家的温暖和坚强。
  
  我和成思危先生结缘是在2000年年初,那时国家信息化刚刚起步,我当时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下设的国家信息中心工作,并积极推广政府机关信息化。我有幸接触到民建中央委员会,并带领团队承接了民建中央内部网的信息化工程,成主席和当时的中央领导班子非常重视机关内部信息化,并且成主席一直是先进IT技术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给民建机关领导班子和成员汇报了政府信息化的进展和未来的发展,由此机缘,我了解了民主建国会发展的宗旨和历史,在成思危先生的魅力感召下,我正式申请加入了民主建国会,并且非常荣幸地得到思危主席的赏识并被安排在了中央二支部。
  
  2003年,思危主席高度关注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在民建的现有组织制度架构下,大胆创新,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信息技术延伸小组,另一个是生物技术延伸小组。信息技术延伸小组也就是后来的民建IT小组,由刚开始的30多人发展到后来的100多人,而且每年都为全国两会提出关于IT产业发展的提案,得到思危主席的指导、重视和赞赏。
  
  2005年,IT小组提出了第一个提案《关于打造健康软件产业链的提案》,第一个提案完成得非常辛苦,成稿于当年的春节期间,小组成员分布在全国、全球各地,大家通过电话会议沟通观点,寻找素材,小组成员也非常积极,顺利在两会期间提交,这次提案也为大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从这年开始,民建每年组织的全国非公经济论坛增加了IT沙龙,成主席亲自参加讨论并给予指导,2006年提出《关于尽快出台个人信息数据保护法的提案》,2007年提出《关于制定恶意软件惩治办法的提案》,2008年提出《关于尽快出台互联网互联互通法的提案》,2009年提出《发展开放标准,掌握我国软件产业发展主导权》和《全球金融危机下,建立海外孵化器以更好帮助企业走出去》提案,2010年提出《关于充分发挥知识密集型企业吸收大学生就业的提案》,2011年提出《关于实施电子化账单促进减少碳排放的提案》,2012年提出《关于加强网络虚拟社会治理推进电子政府能力的提案》,2013年提出《发展与规范约租车服务,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所有这些成果都与成先生当年的远见密不可分。
  
  当我得知成思危先生去世的消息,我们的IT微信圈、微博群里引起了巨大的震惊,并快速掀起了思念的浪潮。在交流中,我们共同认为,所有与思危先生交往的人,都感觉受益匪浅,获益良多。
  
  成思危先生学贯中西,思想深邃,他的经济理论、政治理论、社会理论和产业思想融会贯通,他不仅是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和中国创业板之父,而且在信息技术产业领域其学术思想也是高屋建瓴、一语中的,他在智慧城市、智慧政府领域的理论思想为我辈继续努力指明了方向!
  
  谨以此文纪念成思危先生,成思危先生的思想光芒永世长存!
  
  我心目中的成思危先生
  
  章晓洪民建中央财政金融委员会副主任、浙江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院长、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从7月12日当天得知成思危先生逝世至今,我一直陷入了无限的悲痛之中。成思危先生虽已离我们而去,但他的音容笑貌却还每天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第一次见到成思危先生,是在2010年10月份。记得2010年10月的某一天,那天上午我接到了全国人大一位朋友的电话,他问我第二天晚上是否有空,邀请我参加桥牌协会举办的一个小型联谊赛。我对桥牌虽然不精通,但却充满兴趣。我很高兴地参加了第二天晚上的桥牌活动,那天晚上我意外地见到了成思危先生。由于我本人一直从事证券法律业务,故对成思危先生对中国证券市场及风险投资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仰慕已久。在那晚比赛的中场休息时间,我主动向成思危先生作了自我介绍,成老听说我是从事资本市场法律业务的,非常热情地与我攀谈起来。当我向成老介绍了我在世界各地证券交易所帮助中国企业赴海外上市的情况时,成老尤其感兴趣。由于当天晚上时间有限,他主动邀请我于第二天下午去他办公室继续交流。就这样,我从此与成思危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从那以后,我经常参加成思危先生的演讲与座谈会等活动。当我对经济及金融问题迷惑不解并向成老请教时,成思危先生经常让他秘书排时间单独与我交流。5年间亲闻目睹了成思危先生的很多言谈举止以后,我被成思危先生渊博的知识、清晰的思路、独到的见解深深折服。
  
  2013年下半年,我有幸能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金融系当访问学者。但我内心又有点放不下自己的工作。当我为此事专门请教成思危先生并谈了自己的顾虑以后,成老非常坚定地鼓励我要珍惜这次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的机会。成老谈了自己1981年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的体会。他认为:去哥大学习将是我此生深入理解金融学的一次难得的机会。成老认为工作上的事为此可以暂时放一放。成老的鼓励,坚定了我2013年下半年去哥大学习的决心。
  
  2013年11月份,我在电话中向成老汇报我拟与美国华尔街一位律师朋友合作,写一本比较美国与中国金融制度的书。成老对此非常支持。他认为有写书这个压力与目标在,这对我在美国哥大的学习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毕竟人有压力和目标以后,读书的效率肯定会提高不少。成老在电话中还表示愿意为我这本书作序。成老的鼓励让我信心百倍。当我于2015年5月将书的初稿发给成老以后,成老足足花了两周的空余时间,通读了两遍,并对书稿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成老同时认为我们原来的书名不妥,建议我们将书名修改为《金融与中国经济》。通过出书这件事,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成老严谨的治学作风。
  
  2014年8月的某一天,成老发了一条短信给我,问我2014年10月初是否还在美国?他说他已确定于2014年9月底将去美国参加“中美经济对话论坛”,到时可以和我聚聚。成老那次来美国的时间表安排得非常紧张。我在他下榻的位于美国硅谷的酒店和他相聚以后,他说他第二天早上5点多还要出发去机场赴华盛顿参加会议。成老的秘书告诉我,第三天成老还要一天飞两个美国城市参加活动。我一方面被成老的敬业精神所感动,另一方面真担心他老人家的身体如何能承受得起这样高强度的工作节奏。
  
  我最后一次见成思危先生,是在2015年6月16日北京协和医院他的病房里。成老本来答应我参加我们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于6月27日举办的一年一度的上市公司论坛并作专题演讲,但遗憾的是他因病在身,无法参加我们的论坛。成老那天要求我到时向与会嘉宾转达他的歉意,并让我带了一份他写给论坛的贺信。成思危先生在生病期间还如此重视他原本约定的演讲安排,当时我虽在他病床边想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眼睛。那天成老的精神很好,在病床上同样谈笑风生,并对我今后的工作又作了很多建设性的指导。那天我还向成老汇报,我说今年初我的本科母校浙江财经大学邀请我担任了中国金融研究院院长。该研究院下面有7个研究中心,学校领导希望邀请成老当我们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成老高兴地说等他身体好点以后,可以考虑此事并到浙财大走走。我做梦都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是我与成思危先生最后的永别。
  
  成思危先生虽然已离我们而去,但我心目中的成思危先生,却永远是如此的神采奕奕,如此的博学、开朗、睿智。成思危先生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及“中国创业板之父”,但他从不将自己曾经取得的成绩向人主动提起。成思危先生待人处事,不管对方地位高低,他总是真诚、随和与热情。
  
  成思危先生,您永远是我心目中最尊敬的慈父与导师。
  
  说说成思危二三事
  
  栾润峰民建中央企业委员会IT小组组长、北京金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成思危主席7月12日仙逝,无比悲痛。成思危不仅是我们民主建国会的前主席,更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长者、智者,言语难以表达我的心情。真想写些文字来纪念成主席,但思绪凝结,无法成文。以五年前的一篇短文作以纪念。
  
  成思危对于好多人来说不仅仅是认识,而是很熟悉。我认识成思危教授多年,熟悉他好多不为常人知晓的事情。当然,我认识他是近十年的事,这些年,我陪同成教授出访了南美多国,也去了香港中文大学等学校做讲学活动。2010年1月8号下午到晚上,成教授一直在我办公室对精确管理的研究、金和软件的发展进行指导。多年来与成教授接触,我一直想写点关于成教授的事,写这些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只要看到这些,就能对我自己的未来产生一些激励作用。
  
  都知道,中国人学外语难,成教授的语言能力很好,懂得多国语言,上次,我们在阿根庭,成教授做演讲,我没有想要用翻译设备,想当然地认为,他要讲的内容我知道,并且我的英文虽然不好,但听熟悉的内容也还是基本可以,但没想到,成教授讲的话我是一句没听懂,等我回过神来才知道,他是在用西班牙文演讲。等到专机上,我问成教授,你会西班牙文?他说,是啊。我又问,你是什么时候学西班牙文的,我怎么一点不清楚,他又告诉我,他是68岁,也就是2003年开始学西班牙文的,我们在阿根庭的那年是2005年。我总是对很多人说,我的英文不好,原因是这么多年不用英文,但对比成教授,真是惭愧!成教授问我,你现在用英文做精确管理的演讲有问题吗?我说讲是能讲,但是不敢。为什么?我说,是怕别人提问时我难以对英文运用自如地回答。成教授能做到的,我能做到吗?
  
  我们大家现在都很关心自己的身体是否健康,但是我们又不能为健康而努力。成教授已经是75岁高龄了,但是他身体很健康,饭量比我还大。他除了打太极拳,我看也没有太多的运动,为何呢?我没有为此特别请教成教授,但据我对成教授这么多年的观察,我认为,他有规律的生活是身体好的主要原因。我发现,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他都是严格地按照时间表休息、工作,非常规律地生活。这么多年,成教授的应酬也是有的,但从不突破他的有规律的生活安排。我发现,在我们一起的行程中,成教授没有一次需要我们提醒起床,他总是准时。短时间有规律生活容易,可贵的是,几十年如一日,如果能做到了,身体应该会好的。
  
  人总是会害怕自己被时代淘汰、落伍,可是多数人又不会为改变这一状况去努力。成教授已经这样的高龄,而且又担任到国家领导人岗位,难能可贵的是,成教授持续地努力,让自己走在时代的前列。他自己用电脑,不用秘书写讲话稿,邮件也是自己收、自己回。还用上了黑霉手机,神奇吧。这次在我办公室,他能具体地讲出我们软件目前的技术领先要点,讲得让我们精确管理研究院的一帮博士后也是惊讶。吃饭时,我问成老,你怎么对我的软件的具体技术也这么清楚啊,他说,他每天会到软件技术的专业网上社区浏览。
  
  简单地说这三件事,我想,这是我应该去努力做的。
  
  

来源:中国经济新闻网-中国经济时报 编辑: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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